各州也不能主动放弃立法权能。
在现代社会，消极自由最大的现实意义在于昭示执掌权柄者，不能轻率地为增进某些看似美好的福祉，不计成本地对个体的自由空间进行肆意的限制，即使通过法律进行限制，也应当控制在尽可能合理的范围之内。参见[美]萨托利：《民主新论》，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289页。
严格解释不仅反对扩大法律文义的范围，而且要求在解释晦暗不明的边际地带时尽量接近法律概念核心。第二，此一问题涉及多数人。[13]（P.483）在解释《德国民法》第134条——即法律行为违反法律上的禁止时，无效，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时，卡纳里斯指出，在法律规定禁止某一行为但没有对与此相关的法律行为效力作出明确规定时，原则上应该解释为法律行为无效，只有在根据该禁止规范的意义和目的例外地排除了无效之后才可以确认其有效。（注：此种思想甚为普遍。[14][德]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上册)，王晓晔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所有私人行动都受到严厉监视。而司法裁判则确认此规范遭违反之事实，并将强制行为作为不法行为之后更系于其后。）消极自由旨在保护某一个体不受他人，尤其是国家的侵犯，使每个个人都能获得相对独立自主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内容提要: 从政治哲学视角来看，私人自治具有个人性与消极性，即为一种个人自由与消极自由，而非集体自由与积极自由。当事人的所谓‘私人自治就体现在私法行为创造法律的功能中。权限规范念兹在兹的不是要改变人民的行为，其主要功能在于赋予或分配权利，允许当事人基于合意作出与之相异的约定，实际上仍为当事人容留了一定的自治空间。理论上一般认为，之所以要保护承租人利益，其理由包括:第一，因其涉及居住问题，而此为人基本之需求。
[28]（P．691）3.将私法上的强制性规范区分为权限规范与行为规范我国理论通说往往只将私法规范区分为任意规范与强制规范，并没有体认到强制规范其实还可以进一步作出区分。（注：石元康：《当代西方自由主义理论》，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2页。
参见[德]汉斯-贝恩德·舍费尔、克劳斯·奥特:《民法的经济分析》，江清云等译，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529、530页。[32]（P.167）因此，如何在私人自治与国家管制之间保持精巧微妙的平衡不仅兹事体大，而且殊为不易。[1][美]麦金泰尔:《德行之后》，龚群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19]（P.223）由于正义类型的差异，在理论上一些学者甚至将它们作为区分公私法的标准，即实践交换正义者为私法，实践分配正义者为公法。
[19][加]欧内斯特·J·温里布:《私法的理念》，徐爱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哈耶克遂指出，正是依靠休谟的三项基本自然法则所规定的正义行为规则，才使伟大社会得以诞生。法之内容不指导经济行为，而仅作评价，即按照正义的基准评价经济行为。概括条款本身具有法官造法的功能，是司法者职务立法化，其间必须考量法规内容、社会事实、个案条件等种种因素，法官个人的价值理解与确信亦会发挥影响，不太可能消除法官判断的空间，也不能奢望判决达致客观性的水准或论证过程可获精确的检证，但要求法官在裁判中充分说理，向当事人、社会共同体论证具体化概括条款的合法性，以尽量缩小法官的判断空间，防免判断流于专断与恣意，提高裁判的透明度，不仅必要，且亦属可行。
但公权力干预并非总是最优的。[2](P.309)大体而言，是否承认私人生活领域的独立性、是鼓励还是鄙视对私人事业的追求，构成这两种自由的最大分水岭。
虽然私人自治仅具有消极性，但这一品性弥足珍贵，私人自治绝不会因其所具有的这种否定性品格而减损其价值。如凯尔森指出，基于立法所委任之权，当事人自行创设规制其相互行为之具体规范。
干预要耗费成本，有时所费甚巨自不必说，附随于国家介入的权力寻租的危险亦不能小觑，而且作为合同关系的局外人，法院往往不了解当事人的偏好与利益所在，也不比当事人更确当地知悉其行动的周遭环境，由此所作出的调整不一定符合当事人的期待。参见[美]布雷恩·Z·塔玛纳哈:《论法治——历史、政治和理论》，李桂林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53页。）以公平责任原则为例，侵权责任法第24条依旧秉持民法通则第132条的立法精神，一般性地规定由概无过错的受害人和行为人分担损失，是典型的基于分配正义的制度设计。[9]颜厥安:《规范、论证与行动———法认识论论文集》，元照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版。毫无疑问，无论哪个国家或地区的法律，总是存在一些规则选择部分合意作为具有法律强制力的合同。（注：Frederich Schauer，Formalism，in Yale Law Journal，vol．97，No．4，March，p．510（1988）．）它高度重视逻辑在法律推理中所起的作用。
虽然它们限定了私人立法者的活动范围，但国家立法者在创制此类规范时，根本不知哪一具体行为人应受其规制、不知该规则将适用于行为人的何种特定情形，也不知其对行为人的计划所可能产生的影响，因此，私人并未受制于或屈从于国家立法者的意志。法律行为生效确实不能乖离实证法，但实证法在其间仅发挥承认的作用，而实证法之所以承认法律行为生效实是因为其是表意人据己意自主决定的结果。
结语虽然民法归属私法，但创设、适用民法规范的活动——民事立法、民事司法均属应受公法规制的公权力行为，是典型的政治现象。它是每个人与其他人结社的权利，……。
与其说是意思说的有所不足，还不如说什么是将绚丽多彩的人类行为一般化为法律行为所必须付出的代价。由于仅为一种有助益的工具，它们并不能决定私人立法者所要创制的规则的具体内容，而只有立法者本人才能藉其立法行为决定其所要做的事情。
若对其再作进一步的深化，当可断言，消极自由实际上是指免受(1)别人(个人或一群人)所加诸我们身体上的干涉及限制。如就合同法第229条所确立的买卖不破租赁制度而言，该条以保护承租人为目的，（注：买卖不破租赁制度的目的在于保护承租人利益。[12]邓正来译/编:《西方法律哲学文选》(上)，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近世以降，有关法律行为效力之源的理论不胜枚举。
古代人与现代人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他们对自我价值、生活质量等问题的看法与现代人全然不同。在此种状态下，私人藉其立法行为所创制的规则——亦即私人的自由意思——实具有至尊地位。
在十九世纪，深受休谟等人的影响，诸发达国家形成了所有权法和契约法法理，它们的法律秩序都可说不过是对这些法则所做的详尽阐释。4.重视司法形式主义的价值19世纪兰德尔在其首倡的案例教学法中主张在归纳案例的基础上建立一个逻辑上统一的法律原则或规则系统，成为法律形式主义的嚆矢。
最为典型者莫过于民法总则中有关权利能力、行为能力、意思表示有效要件等方面的规定，以及物权法中有关物权法定、类型、内容及其得丧变更等方面的规定。当我们遵守法律时，我们并不是在服从其他人的意志，因而我们是自由的。
‘诚信正如博基尼，虽然是世界上最好的汽车，但是它需要高水平驾驶者和很好的道路。详言之，其一，就某一具体案件，若有规则以资适用，则应迳直适用该规则。一个精神疾患、精力衰竭甚至知识缺乏的低级自我无疑难以自主审慎地作出决定，为了使其获得自由，就必须对他进行强制，以真我的名义强迫其按照强者的意志来行事，此际，自由完全可能沦为专断与暴虐。[27]（P.24）若强制性规范未明定违反该规范的法律行为的效果时，宜优先选择程度较轻的后果形式。
（注：亚历山大和来昂·卡多佐认为，法律形式主义的本质恰恰在于透过法律的字面含义去探寻其立法精神或者立法本意。这些具体自由都是在近代社会业已建制化的个人自由在私域的具体展开与呈现。
）以法律行为无效制度为例。[32][英]彼得·斯特克、大卫·韦戈尔:《政治思想导读》，舒小昀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29]（P.568）而且，近些年来法律形式主义颇有卷土重来之势。(三)私人意思而非国家意志才是法律行为效力的本源法律行为的效力根源不仅是一基础性的民法问题，而且也是一至关重要的政治哲学问题。
